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，“纯文学”与畅销书，这两个概念时常被人搅得水火不相容。其实大可不必，也没什么道理。所谓“纯文学”，只是或只能是一种说法，一种一厢情愿的比较吻合校园文学观的“约定俗成”。谁见过“纯文学”？“纯文学”的意思，无非是指作品更接近文学或更富有文学性一些。特别是，谁不渴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读者欣赏？而作家的这一期待，怎么会与“畅销”产生冲突？我想是不会的。可在今天，文学创作一旦与畅销书挂上钩，便受到无端的或成见在先的贬损，甚至不得不面对莫须有的糟践，如被称为低级趣味及迎合市民心理等等。尽管不少文学批评家（包括某些教授一类的专家）也读畅销书，而且同样读得津津有味，但当他们在诸如论文写作之类的正式场合谈论文学状态或趋势时，则很清高地不涉及或故意回避那些作为畅销书的文学作品，如某些报告文学、传记文学，以及某些很严肃很新鲜也很招读者喜爱的通俗小说等。若把这类批评现象视为误区，自然有点儿夸张，因为每个批评家（或专家）都具有选择评价对象的自由，可就文学的整体性及审美可能而言，这类选择便有“偏嗜”的或不怎么公正的嫌疑了——论文体，文学家族中并无贵贱之分；而题材之于作品的价值，也不可能存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现时的不少很畅销的书，尤其是那些很严肃的或极具判断力的非虚构作品，不仅富有引人入胜的阅读魅力，而且还隐含着某些虚构作品根本不可能拥有的价值，如文献性与新闻性等。即便从所谓文学性的角度感受，尽管这一类创作不可能不受到非虚构要求的限定，但只要我们对文学性概念的理解显得可靠而不至于过分狭隘，或者说，只要我们的感觉不出问题，那就可能在阅读中领悟到这一类非虚构作品的很浓厚的文学性，甚至可以认为，这一类作品的文学性（或文学价值）绝不低于文坛上时常提到的某些“好小说”。可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却透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傲慢，一种对于畅销书的轻蔑或藐视。这，就是我所说的“偏嗜”或不公正——虽则打着“纯文学”的旗号，或以很虔诚的方式奉献着对于文学的忠心，但最终暴露的却是对于文学的背弃（至少是不理解）。我想，凡与文学结为伴侣的人都应该思考：究竟何为文学？文学之所以可能沿袭或存在，其理由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总不能远离了文学的初衷，或根本无视作品的思情魅力及已经发生的感染作用，却自以为是地侈谈文学性或文学价值……
我的目的只是想为畅销书、特别是一些确具价值的非虚构文学创作发出些许“正名”的呼吁，即不要无根无据地轻慢了这些作品的文学可能性——我倒不是说这一类创作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，或承担更大的社会风险及道义上的责任，而是说这些作品经由审美而兑现的文学功能，决不会逊色于某些获奖的诸如小说、散文之类的虚构文学。我的这一看法绝非“突然想到”。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这些年来我比较关注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状态，而不少作品给我留下的感受至少有三：一是以直接的近距离的方式，在关注现实或卷入现实方面所抵达的深度；二是对人或对人的生存状态，大都倾注了有利于现代社会进步的思考；三是虽属非虚构叙述，但描写的生动性及感染力，却是很多“好小说”的想象力所难以企及的，也就是说，不少事件（故事）、情节、场面或细节，若不是作家深入生活而诉诸新闻调查式的扎实采访，仅凭想象力或所谓“虚构才能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……我说的还只是这一类创作的文学价值，还不包括其独特的为虚构文学无可替代的其他文本价值。若要举例，即便凭记忆也可说出不少这几年来的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优秀作品，如《淮河的警告》、《在底层》、《民间包公》、《王恒杰传奇》、《大国寡民》、《未扶正的反贪局长》、《经理刘连义的幸福观》、《中国农民解放备忘录》、《西藏，1951年》、《摊牌》等。在这里，我不可能一一介绍作品写到了或最终传达了一些什么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这些作品拥有深厚的文学性造诣，尤其是作品所实现的真实可靠的描写、卷入现实之后的思考以及叙述本身的张力，对读者都具有深深的吸引力，且能让人进入一个虽未经历但又不陌生的世界，或一种不是血泪就是火焰的燃烧过程——这样的阅读状态，很能让人联想到：“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，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”，至少可以说，这些作品让我们逐步触摸到了中国人的灵魂，或终于开始认识我们自己，终于窥见了百年苦梦中的罂粟花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美丽。
我想，只要是文学（即使是所谓“纯文学”），最终的追求（或文学存在的理由）不就是为了人自己么？我们的创作以人或人的生存状态及前景为审视与体验的对象，但人或人类的具体性又迫使我们的审视与体验必须落到实处。文学不仅仅是文学，这是常识；而文学作品在切合自身追求的同时，能更多地满足读者的期待，这不是最理想的最能体现文学存在理由的状态么？所以说，把文学的柴门扎得窄小，以及无端地轻蔑作品的畅销，都属于毫无道理的文学思维方式。
实际上，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，决不止于上述作品的读后联想，最直接的驱动还在于我读了陈丹燕的近作《上海的红颜遗事》——在这之前她还出版过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、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。除了“风花雪月”，其他两本都是传记文学：“金枝玉叶”的传主是一位富家小姐出身的上海妇人，历尽磨难而坦然度日；“红颜遗事”的传主则是一位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年轻女性，同样历尽磨难，但命运极为凄惨……这三本书都很畅销，就是从书名来感觉，也不乏畅销书的气息。应该说，“风花雪月”的文学自觉性薄弱一些（特别在整体上），而“金枝玉叶”便开始走向自觉了，或开始意识到写人的文学可能性了。写得最好的，无疑是“红颜遗事”——其独特性在于，作品的传主只是一位普通人，就如当时的“悼词”所言，“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。”她31岁便死了，且只是死于车祸。如果要说到作品中的其他人物的“知名”状况（传记很少以无名之辈作为传主的），那也就是传主的母亲上官云珠，以及早已移居国外的亲生父亲姚克（《清宫秘史》的作者）。的确，传主仅仅是当时上海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低贱的小人物。可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生死平凡的人物，作家却以敏锐细腻的感受力，以相当成熟的文学叙述才能，写出了传主经历所可能蕴含的思情。读“红颜遗事”——虽只是“红颜遗事”，但让人感觉到的，却是历史，是当代上海曾经跋涉过的泥泞，是人的命运或“人的过程”。既不是白的，也不是黑的，更不是红的，而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，且发生在上海，发生在中国人的灵魂中。作品中弥漫着忧伤或慨叹，可这一切恰恰吻合“写忧而造艺”的文学原则。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不少，但在文学可能性及追求的兑现方面，能与《上海的红颜遗事》相媲美的，也只能说是寥寥无几。
我并不反对“纯文学”的说法，但不主张无端藐视畅销书，不主张因“偏嗜”某些小说而看不起其他类型的小说。当然，更不主张对严肃的富有文学意味及社会责任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，采取一种轻蔑的、将它们排斥在文学家族之外的批评态度，因为这种态度所造就的，只能是对当今文学把握的不完整或不可靠。
